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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立法反邪教对我国之借鉴意义
2018-04-04 10:22:42   来源:新陕网 秦如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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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邪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各国都深受其害。依法治理邪教迫在眉睫,凡受邪教荼毒的国家,大都祭起反邪教达摩克利斯之剑。本文对世界各国反邪教立法典型经验进行比较研究,以期对我国反邪教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一、各国反邪教实践与立法现状

  1、美国。是众多邪教的大本营和策源地。世界10大邪教组织中,就有7 个将总部设在美国。就拿我国的邪教“法轮功”、“全能神”以及“圣水血灵”,都逃窜到美国,其邪教活动给美国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美国对邪教“藏污纳垢”的政策,使其全国的邪教组织高达1000余个,故被称为“邪教王国” 。然而邪教组织并没有因美国的宽宥政策而收敛其恶行,相反却报之以“丧心病狂”。在人民圣殿教蛊惑下,1978年900多名成员喝下掺有氰化物的葡萄糖饮料集体自杀。

  美国南部得克萨斯州韦科郊外的“卡梅尔山庄”,就是国际邪教组织大卫教派的总部。大卫教为了与政府对抗,购置了大量的军火武器,在德克萨斯州韦科荒原修建了卡梅尔庄园,成为一座名符其实的军事堡垒。美国政府不得不出动400多名军警和数十辆坦克、装甲车及直升机,双方武装对峙达51天之久。包括教主考雷什在内计86人葬身火海被烧死,庄园被大火夷为一片焦土。

  吉姆·琼斯(Jim Jones)于上世纪50年代创立了人民圣殿教,至上世纪70年代,该教已在加利福尼亚州有10余个活动地点。1977年,琼斯带领1000余人迁往南美洲圭亚那,择地建立琼斯镇。1978年11月18日,调查该教的美国众议员里奥·瑞恩等数人在琼斯镇被信徒杀害,自知难逃罪责的琼斯当晚胁迫信徒集体自杀,导致920人死亡,包括近300名儿童。

  ……

  邪教带给美国社会难以抚平的伤痛,但美国立法反邪教至今是政府的一大挑战。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支持特定宗教或限制宗教信仰自由。这就意味着美国政府不能立法限制或取缔任何宗教团体,也不得干预任何宗教活动。基于此,美国对针对特定邪教团体的专门立法持否定态度,甚至反对立法对邪教团体进行甄别。美国宗教立法并不强行要求宗教团体登记,对登记也未设立特别的条件和要求。新的宗教团体很容易登记取得合法地位并享受免税等优惠待遇。即使有些邪教团体犯了严重的罪行,法律制裁也仅仅针对负有责任的具体成员,而团体本身仍然可以合法存续。这种对新宗教的宽容态度,使得众多邪教组织堂而皇之地在美国公开活动,甚至一些曾经有过极端反社会罪行的邪教组织也不例外。

  这种“宽容”,使美国得到了“世界邪教天堂”的“桂冠”,世界其它国家的邪教在本国犯罪后,纷纷逃到美国,继续其罪恶勾当。为了遏制邪教犯罪,美国只得将其适用于相关法律条款。籍以打击邪教组织及其成员实施的各类犯罪行为,包括偷漏税、诈骗、绑架、对妇女儿童的虐待及性侵犯、毒品犯罪、洗钱、谋杀、恐怖袭击等。包括前面提及的行动,就是执行相应法律的结果。

  2、法国。法国民众深受邪教之害,“耶和华证人教”、“科学神教”等深入法国社会,其国内民众对邪教非常反感,促使国内不断出台针对邪教的立法。2000年法国制定了专门的反邪教法案,规定“非法行医”、制作欺骗性广告等邪教活动定为“精神欺骗和控制罪”,定性此类宗教组织为邪教。2001年,法国通过了反邪教专门立法《阿布—比尔卡法》,该立法提出一个全新的概念“欺诈性地滥用无知或弱势人们的信任”,可以据此对邪教教主定罪;指出了邪教的十大特征;规定了对邪教头目进行刑事处罚,对邪教组织取缔、高额罚款等处罚;给予普通信徒以受害者地位,支持受害者家属或社会团体对邪教头子提起诉讼,支持精神损害赔偿。

  由于邪教活动猖獗,社会危害大,法国议会及政府成立多个调查邪教的机构或委员会,对国内的邪教活动展开调查。在民间,反邪教组织不断成立。迄今为止,已陆续成立了10多个全国性民间反邪教组织,全国各组织间互相协作、互通信息,共同与邪教斗争。由此,法国的反邪教斗争形成了政府和民间组织合力打击的有利局面。

  法国反邪教立法具有鲜明的特点:

  重视对精神伤害的赔偿。《阿布—比尔卡法》注重对受害普通信众的保护,法案扩大了赔偿范围,新增加了精神损失方面的赔偿;扩大了诉权主体,增加了受害者的家属或社会团体的诉权,允许邪教受害者的家属或社会团体对邪教提出起诉。

  《阿布—比尔卡法》规定了取缔邪教组织的条款,规定司法审判可以取缔邪教组织,授予高等法院取缔邪教组织的权力。如果邪教组织或者头目两次被判“非法行医”、“欺诈”等罪,司法组织就有权将此机构解散。在此之前,法国依行政手段可以取缔邪教,政府、内阁会议的签署行政命令可以取缔邪教组织。

  由于完善的反邪教法律和组织体系,法国反邪教卓有成效。成为世界各国反邪教之楷模。

  3、日本。日本国内新兴宗教团体众多,1995年奥姆真理教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案,并引起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视。案发后,日本政府依据其1947年制定的《宗教法人法》,逮捕了教主麻原彰晃,取消其宗教法人资格。尔后,日本政府吸取教训,积极修改完善立法,通过了《宗教法人法》修正案,强化对宗教团体的监督,提高宗教法人管辖权的级别;专门制定了《警察法》修正案,《防止“沙林”毒气灾害法》等专项法律、法规,1999年12月日本国会针对邪教奥姆真理教通过两项法律:《关于限制进行无差别大量杀人行为的团体的法律》,对邪教组织分为不同等级,并由司法部门进行严格的监控;《关于恢复属于特定破产法人的破产财团财产的特别措施法》,保证受邪教伤害者的赔偿要求。

  从实践看日本政府的反邪教立法,是卓有成效的。尽管国内邪教团体仍有活动,但一是密秘活动,二是规模较小,大多为散兵游勇,三是通过立法限制邪教非法转移资产,最大限度保护邪教受害者的利益。日本的反邪教立法和执法,从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邪教的滋生和蔓延。

  二、欧洲反邪教立法的实践意义

  欧洲大陆曾经是邪教活动的重灾区,欧盟各国对打击邪教形成高度一致的共识。通过多次多项专门立法和不断完善,形成了统一和相对完备的反邪教法律体系。对邪教进行依法规范和坚决打击,收效甚好:

  1、对宗教团体的登记实行区分的政策

  德国对宗教实行严格的区分登记管控。得到德国联邦政府认可的宗教,可以得到公法人的法律地位,不仅可以免税,还因此获得向信众征税的权利。

  在比利时,法律承认罗马天主教、新教、犹太教、英国国教( 新教圣公宗) 、伊斯兰教、东正教( 俄罗斯和希腊) 以及比利时非宗教哲学团体理事会等7 种宗教及非宗教信仰组织具有官方认可的地位。这些团体享有特定法律权益,甚至其神职人员从事宗教活动还可以得到政府提供的补贴。至于其他宗教团体,国家虽不禁止,但不能享受特权和优惠待遇。要得到政府的支持,就必须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的条件。

  这种区别管理办法,对遏制邪教起到一定作用。对依法拒绝邪教组织的登记申请,起到了很好的规范作用。专管机构还可以给政府认可的传统宗教以特别支持,利用这些传统宗教压缩邪教生存的社会空间。这有点类似于我国的传统宗教,发挥独特的反邪教作用,有异曲同工之妙。

  2、设立专门机构防范和打击邪教

  德国、法国、比利时等欧盟国家,设立了一个部级协调小组,主要负责秘密的情报搜集以及协调政府法律和安全部门的反邪教政策。如法国议会和政府先后成立了 6 个专门机构,负责调查、研究邪教问题并递交专题报告提供政策建议。特别是成立于1998 年的法国打击邪教部际委员会,作为一个综合性的跨部门的反邪教专门机构,是目前法国政府负责反邪教的中枢,对于法国的反邪教立法以及协调政府各部门的反邪教行动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3、制定反邪教专门立法

  1998 年6 月2 日,比利时议会颁布法律,对有害邪教组织进行了界定。根据该项立法: “有害邪教组织,是任何从事非法的、造成损害的、危害个人或社会或侵犯个人尊严的活动的具有或自称具有哲学性质或宗教性质的团体”。根据这一法律规定,反邪教专门机构常年开展工作,对防范和打击邪教作到有法可依,警钟长鸣,长期打防。

  2001 年5 月30 日,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对侵犯人权与基本自由的邪教组织加强预防和惩治法》( 简称反邪教法) ,这是第一部全面的反邪教专门立法。根据该法规定,司法部门可以取缔从事危害他人生命或身心健康、将未成年人置于致命危险、侵犯他人自由、尊严或人格、非法行医或售药、虚假广告以及欺诈和伪造等犯罪活动的邪教组织;将滥用他人无知和弱势地位进行欺诈规定为犯罪,对犯下上述罪行的邪教头目可以判处3 ~5 年的监禁并处罚金;支持邪教受害者的家属或社会团体对邪教组织提起诉讼,特别是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三、世界反邪教立法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部分国家对邪教的绥靖政策,成功立法反邪教国家的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同一个问题:反邪教专门立法是大势所趋,高悬达摩克利斯之剑,才是反邪教当务之急!我国20多年的反邪教实践也证明了这一判断。目前邪教在我国虽已成强驽之末,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死灰复燃的危险依然存在。因此我们应力度有加,多措同进,力争使反邪教取得全胜。

  1、制定系统的《反邪教法》。邪教是人类文化基因中的毒瘤。一部人类文化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部反邪教史。而要坚持不懈反对邪教,就要高悬反邪教达摩克利斯之剑,这是世界大多数国家成功处置、处理邪教问题的一贯做法。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展反邪教以来,我国已经积累了一整套防范、教转、打击“三位一体”的反邪教工作经验。形成了一系列法律、法规、规章、政策,但散见于刑法等7部法律及一批法规、政策性文件中,使工作中法律的适用比较分散,难以形成合力;一些成熟的经验和制度性安排,也需要通过专门法律固定下来。当前,应结合我国实际,参考法国的《阿布—比尔卡法》、日本的《宗教法人法》、俄罗斯的《良心自由和宗教协会联邦法》,制定我国的《反邪教法》;在有关宗教管理法律、法规中加入有关反邪教的法律条文。形成完整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反邪教体系。

  2、强化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当前,社会进入转型加速期,我们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加之新一轮机构改革,政府向高效、廉洁、服务转型。一些非政府社会职能,需要发达的民间组织来提供,从而使政府集中精力办好国计民生大事。但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反邪教等社会维稳方面,没有形成合力,作用尚难有效发挥。因此,各级反邪教非政府组织,亟待提高广泛性和渗透性。在家庭援助、心理咨询、犯罪预防等方面提供社会化大众化经常性服务。为此,建议有序引导非政府组织参与到反邪教工作中来,形成体制内外反邪教的良性互动。比如,可以引导民间慈善、公益、教育组织及小团体参与反邪教工作,培养或强化反邪教的共同意志,并着力强化非政府组织功能,以尽快适应社会服务之需。

  当前,反邪教非政府组织应重点强化以下能力:调节稳定平衡多数社会成员的心理,铲除邪教滋生的土壤;形成以非政府组织为主导的社会慈善救助体系,在邪教练功人员帮教、回归社会等方面发挥积极而独特的作用;提供理论支撑。从宗教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等方面研究邪教产生、发展的规律,为反邪教工作提供智力支持。

  3、发挥传统宗教的作用。由于邪教主要由篡改正统宗教教义而来,且与正统宗教争夺信众和社会资源,传统宗教与邪教水火不容。正统宗教由于其较高的宗教素养,识别邪教能力很强,批判和打击邪教的积极性最高,最容易击中邪教要害,是不可多得的反邪教盟友。为此,我们应主动积极的调动和发挥传统宗教的制邪功能,发挥传统宗教对邪教“天敌”、“天然屏障”的抵御作用。全面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积极引导宗教界发扬乐善好施、扶危济困、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对正统宗教的教义教礼进行符合时代发展的阐释。

  4、借鉴他国经验。世界各国在反邪教实践中形成的防范和治理模式各有特色。例如,欧洲大多数国家对宗教团体的登记实行区分政策,德国、法国等设立专门机构对邪教进行治理,法国等还有专门的反邪教法。即使没有专门的反邪教法,许多国家也能通过金融、税收等方面法律对邪教进行控制。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与研究,以提高工作效率。在反邪教工作中做到耳聪目明,信息灵通,措施精准,目标明确,防打结合,力争收到更好实效。

  主要参考文献:

  1、 包振宇:欧美反邪教立法比较及其借鉴研究。(J)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3。

  2、 陈运雄:中外反邪教立法比较研究。(M)阜康市人民政府网2017.7.1。

  3、 刘正峰:反邪教立法的国际法渊源。(M)凯风网2013.2.1。

  4、 连莲:反邪教治理模式的探讨。(M)凯风网2013.9.27。

 

责任编辑:蓝雨